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民族志”系列讲座之十 音乐体验民族志和书写的多样性
时间:2021年10月22日 14:00——16:00
地点:中国音乐学院教学楼405教室
主讲人:杨红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刘嵘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座参与者: 民族志课程全体硕、博;其他本、硕、博学生
综述人:罗凯(音乐学系博士一年级)
2021年10月22日下午两点,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民族志”系列讲座特邀杨红教授为在场师生带来《音乐体验民族志和书写多样性》的专题讲座。杨老师以“体验”(experience)为中心,围绕她的专著——《堑山堙谷,直通之——“秦直道”沿线高原联袂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考察与研究》展开演讲,一开场便以幽默、生动的语言“抓住”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短暂“暖场”环节后,讲座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正式开始。
一、开场
刘嵘教授:热烈欢迎杨红教授再次回到学校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民族志案例,在开场前杨老师提到,民族志选题与书写的过程中,首要的就是对学术的热情和兴趣,对它产生兴趣、进而爱上这个专业一直是我们这个课程所传递的精神与核心。杨老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随后刘嵘教授以杨老师撰写的三本著作以及与她同行的一次田野经历再次向大家介绍了主讲人作为研究者对学术的热忱。特别是杨教授在田野工作中事无巨细且时刻充满激情,她经过的任何博物馆、古迹都要认真拍摄,画质最后都能直接达到出版的展示效果。因此,通过讲座的方式,不仅为在校的学生提供学习方法的机会,同时,更加能感受到杨红教授对学术享受的态度和的热切追求。
此次讲座主要以杨红教授二十年前的博士论文为主题,并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她近期的研究心得。
二、多重研究视角与“体验”
“去田野、以田野为乐,学会享受过程。整体到部分思考方式和精致的书写文体、不断带来创新性思维;此二者是研究与成文中的统合性过程。”
——杨红
本次讲座,杨红教授以“宏观-微观-互动”之三重研究架构、田野中的六种文本形式与多向解释、田野中的文化体验这三个板块作为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始终围绕“体验”这一关键词来探讨田野作业与民族志书写的二重研究模式,并结合大量实践案例与田野趣事将生涩难懂的理论转化为生动可感的知识。
杨红教授在开篇提出,作为研究者,首先要以整体、系统的眼光去审视我们的研究课题与对象,再结合中观、微观的视角形成研究的“三位镜”。此外,杨教授还提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学会武装自己的思想观点,具体到哲学、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等角度。可见,在音乐分析中形象思维是解构音乐不可缺少的内容。学者还需具备一定的音乐学基础,即音乐的能力、记录的能力与唱奏的能力。在技术与方法不断进步与革新中,胡德提出的“双重音乐能力”趋于多元化,在田野与案头,“双重”或许可以被重新定义。逻辑思维是决定民族志书写是否做到“全面”与“精致”的必要手段,这两种思维方式相统合,才能在驾驭课题时得心应手。
另一方面,讲座中重点内容是关于跨学科思维的思考。近期,围绕新文科的讨论日益增强,“跨学科”视野决定着文本的新颖与独特。杨红教授以“秦直道”这一路学的研究作为案例,她认为路文化的课题始终不能偏离历史学与地理学这两个视野,综合此二者不仅是研究者驾驭跨学科思维的能力,亦能凸显研究的闪光点。
第二部分以“三重研究架构”为题展开。不仅围绕“宏观—微观”这一音乐民族志经典视角进行陈述,还加入了“后现代”的“互动”概念。以二人台为例,宏观是地理特征与文化历史渊源结合的视角,“史地”结合中以特色时代民族融合的边缘地带为议题,此间包括晋西北边缘文化板块、陕北边缘文化板块与蒙古族鄂尔多斯部文化板块三者的综合叙事以及二人台的源与流,它们共同构成“历时—共时”的整体视野,并将其立足于二人台的当代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之中。微观部分则是对二人台民间戏班——二牛家族剧团的个案调查,这一部分的研究具体到“固定的戏路机制”、“演出形式与现象直观”、“乡俗礼仪生活”等内容,即兴表演特色、随即演出剧目、戏路档期等各类细微研究事项统构成“微观”的研究视角。可见,杨红教授的研究特别注重“以大见小、以小析大”的研究方法。互动层面则是将音乐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将其置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之内,这种将音乐与文化融合为一体加以认识的学术态度已经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首要态度。而宏观-微观-互动三个层面,既要独立运用,也要时常重叠,作为互为参照、互为补充、互相联系的整体[1]。
除二人台以外,杨红教授还以其丰富的田野经历向在场者生动地展现了多样化的实地考察案例。如湖北恩施的跳丧活动,讨论的核心话题便是“experience”一词,以下是她对该词的理解:
杨红教授:“作为民族志作者,我们离不开experience这个词,但这个词则包含在论文中的“你、我、他”三者间。比如说作为书写的作者,你的experience在哪里?上次我带本科学生去湖北恩施,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撒叶儿嗬’,这种带有喜丧性质的仪式在北方并不常见,这种文化体验对一个北方人产生以极大的文化震撼。可以发现,experience不光是人类学传统对于远方文化的迷恋,也可以由浅及深、由表及里。”
三、六种文本与田野漫描
谈到田野中的民族志建构,杨红教授提出了民族志的六种文本形式与多向解释,包括:
1.音像文本(书写主体、路学视域)
2.实地考证文本(走近历史现场、书写主体跨时空动态空间)
3.地方研究者的实访文本(书写主体及其间性)
4.著名老艺人的采访文本(主体间性)
5.民间戏班的局内观文本(表演主体)
6.本土(当地人)的观点文本(接受主体)
杨红教授以田野叙事的方式,分别阐释以上六种文本的个性。首先,音像文本中不仅是体现在考察中的“拍片”与“摄像”,而是基于独特研究视角的一个外化行为,在影像文本体现“志”与“书”的思考,是她在这一部分重点强调的内容。第二类实地考证文本则需要走进历史现场,包含了静态与动态空间的二重内容。第三类以地方研究者的实访文本为中心的论题同样具备书写主体性,即在访谈中对于表演主体进一步阐析,研究者必须明确这个文本应置于民族志中的哪个板块。
杨红教授的核心观点在于,如果要形成一种实录的访谈文本,那么在音乐体验民族志中,一定注意“多声道”的构建,“他”怎么说、“你”怎么说的不同声道表述,共同形成一种综合文本,不能一概而述,文本需有第一号人物、第二号人物、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等多个角色的描摹,才能构成音乐体验民族志书写多样性。
四、田野中的文化体验
杨红教授将田野中的“体验”,作为第三部分的内容。二人台虽然世俗性较强,但在文化基础中占有重要的“娱乐性”地位,其中可见乡村中构建跨地域社会文化的秩序体系。民族音乐学者的研究要立足于当下,结合史、地相结合的眼光,传统音乐并非活在过去与当下,而是以一种不断变迁的进行时态在发展。民族志的构建与撰写亦是一个流动的研究,以“体验”为议题并结合诸类不同文本形成的民族志文本才是我们不断思考与改进的地方。
附、问答环节
音乐学系研一学生张启予:“您提到四大板块里,其中静态空间、动态空间、关系空间与意识空间具体指的是什么?”
杨红教授:“动态空间是什么?比方说二人台班子的演出路线从陕北、晋北一直到大青山走西口这800多公里的路上,这条路就一定会有动态空间,同一群人在线性的路途中每个地区的表演可以看作一个层面的动态空间,而定时性和非定时性民俗活动则是动态空间的另一个角度。”
“关系空间在舞台上具体可以看作历史民族迁徙的关系,以及音乐与地理的关系。如阿勒泰是一个大高山,所以它的歌起伏较大,而到了伏尔加平原地区,则唱的非常平,所以这些恰好能呈现一个族群的迁徙、整合、交流甚至边界的关系空间。意识空间则是由表演主体的意识形态主要决定,譬如蒙古族的长调、短调,他们认为严肃的、唱历史故事的歌都叫长调,所以蒙古人在唱长调时,你会明显听出悲壮的感觉,很少有欢快的,这是生态与信仰共同赋予的。所以这四类空间也决定民族志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并由深层的田野与精致的书写为统合的一个整体。”
刘嵘教授:“杨老师最优秀的一点在于能够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她在博士论文中运用了美国民族音乐学赖斯(Timothy Rice)的时间、空间和隐喻三重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己结合本土化实践的思考,包括六种文本与四重空间,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音乐学系博一学生尹媛:“在做仪式音乐研究时,我们怎么样突出这种‘体验感’,就是如何在体验的过程里找到‘我’的存在空间?我曾经做过南传佛教的音乐研究,并且经常参与到他们的诵经与修行中,但对于他们而言,其实他们并不完全认为这是‘音乐’。”
杨红教授:“之前我也去做萨满仪式音声研究,在研究仪式音乐时,我们需要具备部分局内观。人家不认为音乐的话,你需要把其中认为它是音乐的‘声音’找出来,比如部分研究文献,再回到你的立场来看,它是不是音乐?你写作是有主体性的,要表述出来自己的话语逻辑,再得出结论。”
讲座临近结束,参与的同学们依然踊跃地向杨红教授提问,在讲座的过程与问答的交流中,在场参与的同学无不被杨红教授对于学术的热情所感染。由于时间安排,讲座至此划上完美的句点,刘嵘教授再次对主讲人致以真诚的谢意,杨红教授则根据讲座冀以深望:民族志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命题”,在此过程中,写作主体和对象主体一同构成了它的流动与变迁,希望在场的研究者们在不断“体验”的过程中,把握其全貌并呈现出精彩的民族志案例。
图片:罗凯
文字:罗凯
编辑:罗凯
[1] 引自杨红教授的PowerPoint展示。